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与探索（三）

反右派斗争

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

中共崇阳县委按照省、地委部署，根据1957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精神，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民中开展对合作社优越性、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肃反和遵守法制等问题，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

1957年8月23日至9月3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用了7—8天时间进行“大鸣、大放、大争”。“鸣放”所提意见主要针对合作化、统购统销和城乡关系三个方面，绝大部分意见是善意的批评和有益的建议。如“三山六水一分田，一人耕田九人闲，机关吃闲饭的人多，社员负担重”，“小商小贩投机倒把造成物价混乱”，“单干户原则上应交公粮”，“办合作社开支大，增产不增收，带来了困难，增加了矛盾，不如单干”，“统购统销粮食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农民卖粮对国家有利、对农民无利”，“购多了，留少了，管宽了，应少购多留，修改统购统销政策”，“工业化富了城市苦了农村，不提高粮价，就对不起农民”，“手工业产品质量低劣和价格上涨，是由于党不关心农民利益造成的”，等等。此时，县内农村中还有极个别的反动分子借机蠢蠢欲动，公开地进行反攻倒算，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县委按照地委边整边改的精神，及时研究提出了系列解决措施。如调整县级党政群组织，合并机构，精简干部，充实基层，减少和纠正各种补助费开支并加以规范；社干部误工补助不得超过总工分的1%，队长不固定补贴或少补贴，采取误工记工、生产队会计兼记工员、严格控制会议等，以减轻社员负担；打击和取缔各种形式的投机倒把活动，以稳定物价；补征按程序报批减免后单干户应交公粮，以体现政策公平等。对农副产品价格低于工业品价格问题，通过举例算账，消除群众误解。如日用百货1957年比1952年下降，煤油1952年每斤0.88元，1957年0.53元；毛巾1952年每条0.93元，1957年0.57元。如农副产品中的茶叶1954年每百斤20元，1957年22.3元；楠竹1953年每百根（10寸）65元，1957年79.8元。说明工、农产品剪刀差逐步缩小。进一步向广大群众宣传统购统销政策和走合作社道路的优越性。即：一是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避免了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上升。二是合作社能人尽其能、地尽其力，人多力量大，能战胜灾害发展生产。三是工业化、合作社、统购统销和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宣传教育，使干部社员懂得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道理；懂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统购统销、搞好工农业联盟的政策；懂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从而提高干部群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合作社集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帮助党的干部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同时，区分两类矛盾性质，对那些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言论，通过展开辩论、讲清事实并加以批判；对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予以打击。

在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上级党委虽然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民主争辩、以理服人的原则，正确掌握政策，确保运动的健康发展。但是，运动的基调已经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阶级斗争和对敌斗争。因而，发生过火斗争，个别乡社还发生了吊打人的事件。这场运动虽然对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觉悟、巩固合作社、解决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掩盖了大量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实际上成为反右扩大化在农村的蔓延和发动“大跃进”的先导。

二、从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的转变

整风刚开始阶段，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大多数人提意见所抱的态度是诚恳的，虽有少数人带有偏见，情绪过激，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错误言论等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他们的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在他们的煽动、蒙蔽下，一些人看不清方向，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这些情况引起党中央的警惕和重视。

在整风期间，崇阳也有少数人十分活跃，他们看到《光明日报》《文汇报》刊登一些反面典型的反共言论奉若至宝，报纸一来，奔走相告。极少数右派分子蠢蠢欲动，不仅散布反动言论，而且组织反动集团，内设军事、宣传、组织、农村4个部门。并拟有扩大组织计划，制定“离开国民党，打倒共产党，创造第三条路线的反动纲领”，对共产党执政极为不满。扬言要“杀共产党员的头、喝共产党员的血”。某乡两名干部拉拢支部中的党员干部，抓住工作中的个别缺点，不择手段打击排斥乡党委书记和县下派的干部，两年间先后赶走上级机关干部7人，辱骂丑化县委领导，抗拒归还国家贷款，抵抗农村社教，组织集体瞒产，对抗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形成上下呼应。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开始撰写《走向反面》《事情正在起变化》等文章，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在宣传舆论的引导下，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

由于崇阳整风运动开展较晚，开始整风时，上层和大城市已开始反右斗争。因此，县和基层组织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合为一个运动。从1958年2月开始的县直机关、文教卫生等单位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进入6月以后，又根据中央和省、地委指示精神急速转弯，变为反右派斗争。组织力量开展对右派言论进行“大辩论、大反击”，将参加会议集训的干部教师在“大鸣大放”中口头提的、大字报写的、漫画画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的记录材料进行分类排队，按照区分香花与毒草的6条标准，凡属对领导提的意见多、带有尖锐讽刺挖苦的言论材料，就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凡属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批评较多的言论材料，就定性为“攻击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凡反对地委推广耕作模式的言论材料，就定性为“破坏党的团结和各项政策”，并一律作为“右派”言论进行批驳。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

在全党整风期间，崇阳还进行了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

1956年至1958年，县直机关先后下放和下派干部488人到基层工作。

这部分干部身份不变，被下放到生产队长期参加劳动锻炼，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要求男性干部全年劳动出勤260—280天，劳动工分不得少于1400分；女性干部全年劳动出勤220—240天，劳动工分不得少于800分。下放干部从不适应到适应，逐步得到了社员群众的认可，有的还担任了生产队干部、会计、记工员等。1958年又下放一批干部分别到新建的东堡、洪下两个国营楠竹场和农村、车间、商店短期劳动锻炼。120名各区银行营业所、木材收购站、合作社、粮管所、税务所干部，划归区集中管理。

三、反右扩大化及其后果和影响

195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反右派斗争，一方面要深，一方面要广。中央、省（市）一级单位要深挖，地、县两级及城市区级和大厂矿企业都要广泛地开展反右派斗争”。为了落实中央要求广泛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完成中央提出的“人数扩大一倍”的任务，以致出现某些地方党委向有关单位分右派指标的现象，这成为右派人数失控翻番的重要原因。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运动方式的采用，则成为反右严重扩大化的“推进器”。

1958年春夏期间，中共崇阳县委利用“整训”，组织县直各系统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了批判。这些被错划为所谓右派分子的人，都在整风运动中出于善意对县委或本部门的工作、职工的生活，或者对某些领导干部、党员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从主流方面看是好的，对改进县委和各单位各部门的工作是有益的。由于全县干部大都是几年来从农村基层大规模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习惯用对敌斗争的方法，不善用说理辩论的方法，加上在开干部会期间政策界限把握不准，把所谓的右派分子与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为“五类分子”，视同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少数单位甚至出现了乱斗和辱骂、罚跪、捆绑、吊打等非法斗争现象。在处理结论上，虽然提出了“严肃谨慎、区别对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但在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斗争出现严重扩大化，有的把说怪话和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都当作右派斗争，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不少好党员、好干部受到迫害。

1957年8月17日，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规定：“运动前的老右派，一贯对党仇视，在运动中虽然没有公开的反动言行，但也没有悔改的表现，仍然应当划为右派分子。”《意见》的贯彻执行，使全省突破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所规定的标准，崇阳毫不例外。加上当时一再强调反对“右倾情绪”、反对“温情主义”，在干部中普遍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反右派运动波及的面越来越广，划定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

1957年12月28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关于加强领导中小学教师整风“反右”派和坚决处理教师中的右派决定》，把反右派斗争又扩展到中小学教师。全县中小学教师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00余名，占教师总数的16%左右。教师队伍的元气损伤，严重影响了教育的正常发展，其教训令人痛心。

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崇阳县共处分党员干部近千人，其中划为“右派分子”379人。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给党和国家造成损失。首先是错划和受株连的面很宽。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次是被错划的同志受到严重的打击，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或是“极右分子”的“帽子”，或定为“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轻则降级留看，在本单位劳动改造，重则送工矿企业、农村监督劳动，甚至判刑劳改等。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的均被开除党籍、团籍，有的人还被开除公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他们等同地、富、反、坏分子看待。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宏杰，县委委员、副县长曹保敬，因敢于对领导提意见，大胆地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均被划为“右派分子”，并撤销其职务，开除党籍。再次是反右派斗争错误的延续时间很长，已经发现的扩大化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且在继续发展。最严重的后果是使党的各级组织和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