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江惨案后崇阳的斗争形势及崇阳地下交通线的建立（二）

平江惨案后崇阳的斗争形势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后，为了及时治疗和安置后方的伤病员，安排和照顾抗属的生产与生活，动员与组织群众参军参战，交涉与争取国民党地方当局释放政治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平江嘉义镇设立新四军嘉义留守处。

留守处成立后，借住嘉义镇中段的“红昌药号”办公。中共湘鄂赣特委为组织湘鄂赣地区抗日救亡运动，也以留守处作掩护，特委机关负责人均以公开身份参加留守处工作。

1939年1月，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司令长官杨森率二十军驻防平江。不久，杨森按照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旨意，将其总部由县城附近搬到离嘉义只有20多里的长寿街，对留守处严密监视，并紧锣密鼓地策划取缔留守处的阴谋活动。

1939年6月初，杨森向其特务营营长何学植转示由薛岳、陈诚转来蒋介石的一份密电。电文大意是：据报称共产党在平江嘉义暗中活动，阻挠抗战，速将新四军驻平江嘉义办事处黄耀南、涂正坤等一一解决。然后，杨森命何学植具体执行。

何学植按杨森的部署，率特务营第二连，另带一个重机枪排和第三连手枪队员20名，去嘉义解决新四军留守处。另外，第九十三军派一个连去平江县城捕杀黄耀南。6月11日，何学植率兵赶到嘉义，加上原已驻防嘉义的一个连，共同完成了对留守处的包围。6月12日下午2时许，顽固派开始按计划行动，何学植派下属张绍奇以开会为名，先去将涂正坤诱骗出来。

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开赴前线，涂正坤留下担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6月12日上午，涂正坤率领留守处的同志参加破路劳动，中午回到留守处刚准备休息，张绍奇就来叫他去开“紧急会议”。当涂正坤行至离留守处30步远的秀记杂货店前时，早已埋伏好的特务立即朝他开枪。这位平江人民的好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当即倒在血泊中。他意识到暴徒的阴谋所在，挣扎着朝留守处方向边爬边喊：“不许破坏团结抗战！”“同志们快跑，反动派下毒手啦”！话音刚落便气绝身亡。

这时，隐藏在各处的国民党军队在特务营二连连长余启佑的率领下，借口“有土匪”，夹着枪声和喊叫声，蜂拥冲向留守处。时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的罗梓铭，制止了警卫班长吴甘成等人打算硬拼的行为，准备与暴徒进行说理斗争。但这伙暴徒持武力强行缴了警卫班的械，扣押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并在留守处内恣意抄查。通讯处秘书主任吴渊挺身而出，以负责人的身份，严厉斥责暴徒们的行为，竟遭暴徒们捆绑，拖往门外。吴渊怒不可遏，继续大声喊叫：“我要控告你们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恼羞成怒的特务害怕群众了解事实真相，不等吴渊再说，就把他枪杀在离留守处20步远的“万寿宫”门前。这位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坚强战士，就这样惨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

此时，留守处已被洗劫一空。暴徒们共计抢走留守处经费银洋2600余元、步枪2支、驳壳枪6支、手枪6支、手榴弹8枚、子弹1000余发、电话机2部、油印机1台、军服若干件。另外，还将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吟4人抓走。

当天晚上，余启佑等对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赵绿呤4人进行秘密审讯，企图从中得到湘鄂赣地区中共组织人员名单及活动情况。这4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刑拷打下，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坚持与顽固派斗争。深夜，黔驴技穷的暴徒将这4名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员押往嘉义镇旁的虎形岭。4位同志知道顽固派要下毒手了，便大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赵绿吟还放声歌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歌声未落，4位同志即被推入数丈深的废淘金洞里，身中数枪，惨遭活埋。

平江惨案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时发动的一次反共高潮。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彻底揭露、明辨是非、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适可而止、主动团结的斗争原则。8月4日，延安各界举行平江惨案诸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严正指出全国出现的众多反共惨案，都是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决议的产物。国民党若要真心团结抗战，维护民族生存，必须废除此类反共决议。大会沉痛哀悼涂正坤等革命烈士，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功在人民，彪炳千古。大会通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强烈要求严查主使，惩办凶犯，明令取缔《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保证不得再有此类惨案发生。

1939年6月，中共崇阳县委宣传部部长邓勋元前往平江，向湘鄂赣特委汇报工作，恰遇平江惨案发生，脱险后回到崇阳。平江惨案后，中共鄂南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鄂南形势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国民党顽固派更加肆无忌惮地反共，大搞白色恐怖。一是恢复了自专署至乡保甲的行政机构。在大幕山成立湖北省第一行政专员公署。

1938年11月，日军占领鄂南各县，行政专员咸宁人李辉武自蒲圻移驻崇阳属地方山，与鄂南各县均失去联系。1939年，专署建制恢复，在任的专员仍是李辉武。专署所属除政府机构外，还辖有军队，即湖北省保安六团和各县国民自卫队。二是统编鄂南杂牌游击武装。派樊松甫任第九战区湘鄂赣游击总指挥，指挥部驻武宁温汤。1940年春，第九战区又将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改编为第九战区挺进军，总指挥李默庵，指挥部驻修水南茶，下辖8个纵队。活动在鄂南崇阳一带的有：一纵队孔荷宠部，以崇阳、修水为基地，后整编为新编五十四师三纵队钟石磐部，辖瑞昌、武宁的游击队和保安团。崇阳县游击第一支队改为湘鄂边区挺进军第六挺进纵队第九挺进支队，活动于崇阳路西；十支队活动在通城路西。七纵队王翦波部，活动在岳阳、临湘、蒲圻一带。三是派出大批特务深入鄂南活动。军统以唐新、黄藩初、曹曙光、周凌云为首，中统以袁雍、程鹏为首。四是国民党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反共老手王陵基统辖鄂南、赣北的所有国民党正规军、挺进军，以划分战区为名，围剿进入鄂南的新四军，残杀鄂南中共党政军人员。国民党派驻鄂南的一九七师师长兼鄂南指挥官丁炳权，在他办的鄂南青年抗敌工作干训班里，每日上课7小时就有5小时专讲反共问题。他组织的“模范团”，以三青团为基础，宣布以“抗日、除奸、反共”为三大任务。鄂南国民党所辖部队和各级政府，奉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密令，凡发现共产党员从事抗日游击活动者一律就地枪杀，致使共产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人民抗日武装受到较大的挫折。

面对这种形势，鄂南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湘鄂赣特委的指示，积极采取措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武装力量和干部。一是将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1939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秘密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根据上述指示精神，中共通山中心县委决定分批撤退大批“露红”干部。将已“露红”的干部，如崇阳的赵斌甫等34人分4批转移至江北。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进行调整，他们留在鄂南各县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活动。并明确指示中共崇阳县委作暂停公开活动、上下单线联系、不书面请示汇报和县委负责人住地不固定4点要求。崇阳县委遵照鄂南党组织指示，为保存部分武装力量和一大批党员干部，党组织转入隐蔽活动，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二是积蓄实力，以利再战。中共通山中心县委在鄂城涂家垴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出干部南下北上找党。黄全德南下找湘鄂赣特委，何功伟北上找鄂豫边区党委。不久，何功伟与鄂豫边区党委取得了联系，并奉命调往鄂西特委。中共通山中心县委书记由李平接任。原中共通山中心县委所辖的崇阳县委及其他县委迫于形势恶劣，转入隐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