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到崇阳沦陷时的斗争形势（五）

日军在崇阳所犯罪行

日军占领崇阳后，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杀人取乐、嗜血为欢，实为战争史上所罕见。

（一）狂轰滥炸，家破人亡

崇阳为鄂南重镇，为湘鄂公路的中点，公路四通八达，东达通山，北至咸宁，西到羊楼洞，南接通城，与各公路贯通，形成鄂南交通中枢。日本为了迅速实现战略扩张，便疯狂空袭武汉外围，崇阳县首当其冲。1938年9月至10月下旬，日军先后出动90余架飞机轰炸崇阳县城及武长、羊崇公路沿线集镇，其中最多的一次出动54架次。日机狂轰滥炸，使县城东、南、西正街房屋摧毁殆尽，北正街及东南后街房屋被毁三分之二，唯一跨越隽水河的公路桥也被炸毁。县政府、学校、医院、监所、祠堂等场地被燃烧弹击中，大火延烧整整3昼夜，整个县城嚣尘不绝，硝烟弥漫，瓦砾成堆，一片漆黑的焦土。据调查统计：日机空袭崇阳县城炸死居民2000余人，伤残者无从统计；炸毁房屋1200余栋8000余间；白羊铺、白霓桥、石城湾、桂口、大沙坪、堰市、黄土塝等集镇，亦中弹数十枚，被毁民房100余栋。中国军队第六十军驻县城医院的官兵及伤病员被炸死炸伤800余人，被炸毁军用汽车20余辆，炸毁粮食5000余担，炸死耕牛100余头。直接财产损失约2亿元（法币，下同）。人们被迫卷起铺盖，扶老携幼，离乡背井，躲到边远的高枧、大源、纸棚、河山大岭等山区，暂且安身保命。阡陌小道、山间旷野到处是逃离的难民，有的客死他乡，魂落异地；有的漂泊一生，远离故土，无家可归。

（二）肆意纵火，焚烧民宅

日军所到之处，抢不走的就烧毁。1939年5月27日至29日，白霓后溪有饶家、屋背丁家、高家、龚家、徐家、梁铺、彭林发、肖家、丁家祠堂、枫林黄家、丁家、马家、深塘窝13个自然村、169户房屋被日本纵火焚烧，共毁房屋949间。1939年10月10日，路口沙墩被烧毁民房530余间，被毁房屋村民160户。1939年5月20日至22日，塘口烧杀案中，东南自杜家垅、金家边，西北至佛岭坑、沙堤一带，长约50余里，所有民房延烧7昼夜。白霓、路口、大沙坪等集镇房屋被毁40%-60%，石城仅剩祠堂一座。1937年全县集镇房屋14434间，至1946年只幸存4430间，被毁10004间；焚毁居民房屋22733间，其中公共房屋857间、私人房屋21876间。直至1946年，少数村落的民房才略有复建，但更多的地方仍是残垣断壁，一片凄惨。

（三）疯狂抢掠，攫取资源

日本侵华奉行“以战养战”策略，每到一处，明火执仗地抢劫人民财产，除抢劫粮食、耕牛、家禽、食品等外，还疯狂掠夺竹木、茶叶、苎麻、油料、水产品等物资。崇阳沦陷期间，日商尾随而至，大肆收购粮食、煤炭、苎麻、废铜铁等战略物资，运往日本三菱公司设在武汉的消费合作社。日军隔三差五下乡“扫荡”，老百姓日夜担惊受怕，唯恐惨遭不测，夜寝紧闭门户，严防抢掠奸淫。资料表明日军炸烧抢掠，全县居民损失粮食100万余担、土布12万匹、棉花2.9万担、耕牛7728头、农具99328具、衣物95万余件、牲畜（不含耕牛）5.2万头。日军疯狂掠夺，以战养战，百姓居无宁日，饿殍遍地。其搜刮手段：一是借伪行政组织的苛捐杂税攫取物资。凡日伪军所需的粮食、柴草、竹木、棉花、苎麻以及破铜烂铁五金之类，均由伪政府下令所属区乡保甲按户摊派或沿户搜索，每次所需物资非达到所需数额不可，否则立即给以酷刑甚至杀害。二是垄断食盐、火柴专卖权，任意抬价压价。由驻县守备队批准，设立食盐专卖处，将食盐按“良民”户口配给各维持会卖给百姓，每人每月按市称5—7两。其售价由伪县政府报请守备队许可后以命令形式公布。在乡下则规定以粮换盐。更为残忍的是，日伪在食盐中掺放异物和投放有毒物品，绝大多数人食后患疾疫或生毒疮，遍体脓胞，肌肤溃烂，重者以致丧命。

（四）杀戮成性，惨绝人寰

1938年11月6日，攻占石城湾的日军在荻洲一次屠杀300余人。后溪惨案中，他们滥施淫威，残杀老幼男女126人。石角山惨案中，将84个正在田里栽禾的农民全部枪杀。塘口、石下惨遭枪杀群众103人。11月上旬，日军占领崇阳县城镇，沿武长公路继续南犯，在石城乌龟山俘虏中国军队第六十军的800余人，押至石城下首青松庵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者。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崇7年间，共屠杀百姓11432人。其中：男5913人，女5401人，幼童113人，辨别不明5人。被屠杀百姓中死亡5888人，重伤3472人，轻伤2072人。日军屠杀百姓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或枪杀、或刺杀、或刀劈、或狼狗咬、或活埋，有的尸首分家，有的肢体分离，惨不忍睹。

（五）强杀妇女，灭绝人性

在县城及公路沿线据点，开设随军“慰安所”，其中在县城和白霓桥各开设3处，白羊铺开设1处，大沙坪、石城湾等地亦开设有数量不等的“慰安所”。“慰安所”是残害中国妇女的魔鬼窟。“慰安所”的妇女都是日伪诱骗掳掠而来的，并经常轮换。1940年，汉奸胡爱莲充任伪县长时，亲自组织日伪爪牙掳掠良家妇女百余人到“慰安所”，供日军奸淫。有的妇女落下终身疾病，有的成了呆滞疯女，有的被强奸后惨遭杀害，有的不甘羞辱而自尽。日军“清乡”扫荡，凡遇女性就抓，从10余岁的幼女到60多岁的老妪都不能幸免。1939年3月，驻小岭及黑桥的日军90余人，骚扰路口滩上，将滩上72岁老妪王氏、64岁老妇李氏轮奸，奸后用刺刀杀死。即使是孕妇也不曾放过，甚至威逼鳏寡丑陋者与其亲属妇女交媾而旁观取乐。全县有资料记载受迫害妇女4000多人。由于被调查者受封建意识的影响，为了顾其“面子”，都不愿把当时受辱的事实说出来，实际上被强奸的妇女远不止此数。日军的性侵害完全灭绝人性。

（六）掳夫抓丁，强为奴役炮灰

日军为了巩固侵崇统治，从1938年11月至1945年8月，强征民夫修筑碉堡，运送物资，修建公路，其人力、物力不计其数。民夫中有的不堪苦役奋起反抗而惨遭枪杀，有的因劳累过度落得终身疾病。日伪还强征壮丁。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4年日伪在崇阳征送壮丁4785人。1939年9月，日军进犯湖南，途经石城乡属上保山一带，沿途强抓壮丁200余人，其中的龚伟亮、陈福仁等8人惨遭杀害，捉去未归生死不明者约30人。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大举进攻长沙，驻崇阳县城、白霓桥、大沙坪、石城湾的日军，均集中由羊楼洞会同进犯湘北，沿途强征民夫，补充兵员。1944年5月，日军大举侵犯湘桂，分五路经过崇阳，沿途强征民夫数以万计。

（七）开设日语学校，强制奴化教育

1940年春，日军在崇阳县城、常下畈、桂口、石城湾、荻洲、桂花树等沦陷区设初小8所，计12个班，学生300余人。翌年，在白霓桥设日语学校1所，2个班，学生45人。对学生灌输“中日亲善”“建设新秩序”“大东亚共荣”为内容的奴化思想。原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关闭，报刊、广播收音站撤销，蔡墩育婴堂、天主堂育婴堂、县救济院等机构均解散，致使孤老残婴无所依，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八）施放毒气、细菌，毒害无辜人民

日军无视国际公约，背信弃义，在崇阳不管是战场，还是居民区都施放毒气和病毒细菌。1938年11月6日崇阳县城沦陷后，日军侵占塘口、高枧等地，因山高林密受阻，遂用飞机往田间山头投放毒液、毒罐头。仅塘口一带，确认中毒（因劳作，双腿接触毒气腐烂）致死、致残的村民有37人，其中姜有莲、余林安等13人腐烂致亡，江桃清吃了毒罐头死亡。

抗日战争期间，战乱及因战乱引起的饥荒、疾病、瘟疫和自然灾害，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据《崇阳抗战史料》载：崇阳人口1937年为172821人，1939年12月为138125人，1942年为123124人。纵观自1937年至1946年9年间，崇阳人口除自然增长外还减少28766人，年均减少3196人。崇阳的林特资源也遭到日军的严重损毁，武长公路两侧林木全被砍光，茶园基本荒芜，成为全省森林严重破坏的48个县之一。耕地播种面积1943年为21.82万亩，比1936年减少8.18万亩；粮食总产7669万斤，比1936年减少1362万斤。许多商店关门停业，手工作坊门可罗雀，尤其是惨遭日军空袭的崇阳县城，更是死气沉沉、满目萧条。日军在公路沿线驻扎，修碉堡、立据点，对公路进行全方位控制，使之成为日伪交通线，当地客货运输受到极大限制。境内一些文物古迹、公用建筑被毁严重。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被日机炸毁，有着100年历史的凌云塔被日军拆毁。建于1849年的沙坪镇何家大屋，有房屋300余间，面积6050平方米，屋内有大小天井48个，大小堂屋20多间，均用青石板铺垫。1938年，被日军据为司令部驻地，将外围房屋拆毁。一些富有民族特色，集中体现建筑艺术和劳动人民智慧的标志性建筑物多遭日军严重破坏。期间，邮政中断，学校停办，财政萎缩，金融混乱，人民倾家荡产，经济全面崩溃，社会严重倒退。日军蹂躏崇阳7年，罪行累累，笔墨叹穷，血海深仇，千古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