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苏区的三年游击战争（六）

三界尖中心游击区对敌斗争的坚持

红十六师恢复重建后，经过数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妄图“剿灭”红色武装和中共湘鄂赣省委乃至占领整个苏区的阴谋，克服了部分党员干部悲观失望的情绪，振奋了革命精神，为坚持工农武装割据、保卫苏区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在恢复红十六师的过程中，对于“赤卫队组织的扩大与动员仍然被放松”，错误地强调“正规化”和反对“游击主义”，将各分区地方部队和各县独立团（营）、游击队全部编入红军，忽视了地方武装的发展，使各县失去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敌人进犯苏区时却无力进行抵抗，同时也使主力红军陷入孤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尤其在取得几次战役胜利后，麻痹轻敌，红十六师3个团本应轮流休整，却采取了集中休整。在麦市突围后，经过二次恢复重建，历尽一年多艰苦奋斗壮大起来的红十六师，再次遭受巨大损失，部队由5000多人锐减至1000多人，师长徐彦刚牺牲。鄂东南等几块比较大的苏区又被敌人分割，红军和游击队处于优势敌军长期、严密、反复的包围和进攻之中，失去了较巩固的后方，在兵员补充、伤员安置、后勤供应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困难。

1935年秋，为了适应新情况，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撤销中共鄂东南道委，建立中共湘鄂赣省委西北代表团，内设白区工作部、政权部、妇女部和自卫委员会，由秦化龙、江渭清先后担任代表团党委书记。代表团管辖湘鄂边中心县委、河北特委和通山、胡梓、通城3个县委以及龙武通、南山2个工作团。鄂南境内的九宫山、三界尖、黄袍山、大药姑山等战略支点的党组织均属代表团领导。

1935年10月，中共湘鄂赣省委到冷水坪重建红十六师后，修武崇通苏区根据地向西南发展，与寿昌县苏区连成一片，将通城游击队扩建为修（水）通（城）崇（阳）游击队，形成了以三界尖为中心的游击区，为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互相配合开展游击战提供了可供回旋的后方。但是，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面对敌人四面“清剿”和重兵围剿，在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又两次命令红十六师从驻地黄金洞出发，向东南方向行动，均严重失利，部队伤亡惨重。红十六师只剩七八十人。省委只好暂时取消红十六师番号，将残部编为游击队，方步舟为队长，刘玉堂为政委。修通崇游击队因为失去主力红军的支撑，也在望湖洞遭国民党通城县保安团的伏击，队长吴朝福和部分队员牺牲。1936年12月，其余人员由通城县委书记兼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徐道安率领，继续坚持在修水、通城、崇阳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洗劫和残酷屠杀，中共湘鄂赣省委和苏区各级党组织领导军民坚持反“清剿”斗争。1936年3月27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执委扩大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在反“清剿”斗争的策略上，湘鄂赣省委根据麦市突围的教训和经验，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只有依靠人民，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遇强敌包围时，即向敌后进军，寻找战机，打击敌人，这样才能保存革命力量，巩固根据地，进而制定了反“清剿”斗争的策略方针。鉴于国民党军队已将边区分割为若干小块游击区域，游击区域相对稳定、独立，区域内党的组织呈现小型、精干、一体多能的发展趋势，省委决定将全区重新划分为西北、西南、东北、东南4个特委和4个军分区（鄂东南已成立西北代表团，不再新建西北特委），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县委书记兼游击队指挥，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将县苏维埃政府取消，有的县苏维埃改为工作团，区委则以工作队的面目出现。他们一面领导打游击，一面开展发动群众工作。同时，实行干部地方化和群众化，鄂东南的干部回鄂东南工作。这样，人地熟悉，有群众基础，易于适应恶劣的斗争环境，保证了各游击区在被敌人分割“清剿”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党的坚强领导，始终坚持革命斗争。

会议在研究制订反“清剿”斗争策略方针的同时，还提出了创建10个独立营的计划。要求各特委和军分区继续做好扩军工作，将地方游击队升级为主力红军，动员老兵归队，伤病员治愈后即重返前线，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发展地方游击队组织，广泛组织游击小组，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组织红军游击队到外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瓦解和消灭敌军，教育俘虏走光明之路，加入红军队伍，扩大红军的武装力量。

1936年上半年，西北代表团党委及其西北军分区所辖军事组织，根据省委“把工作放到外线去”的号召，派出干部和武装力量到九宫山、黄袍山、大药姑山等地建立外围支点，同白区工作保持联系，掌握敌情。同时，派干部深入白区，设法把粮食、食盐等物资调入苏区，并通过渗透把一些白区的保甲联防变成“白皮红心”，帮助根据地解决生活给养等方面的困难，掩护和支援了苏区革命活动的开展。各地的红色游击队除在军事上集中游击、粉碎敌人的“清剿”外，还分散组织游击小组，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对逼租逼债、抽丁纳税、移民并村和保甲联防的斗争。

在反“清剿”斗争中，中共湘鄂赣省委和西北代表团党委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注意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每次部队出动时，布置游击队配合行动。在战术上，不是死打硬拼，而是采取游击队或游击小组的形式，“实行大游小击、出没无常、飘忽不定、专打弱小敌人的办法。敌人进山，我们出村；敌人进攻我们的根据地，我们就向敌人的铁道边、公路边、大城市附近等深远的后方进攻，打挨户团，打土豪，摧毁敌人的乡保政权；敌人集中，我们就分散袭击敌人；敌人分兵，我们就相对的集中，打击敌人的弱点；我们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大敌来了，我们就走；小敌来了，我们就打，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我们靠群众掩护，靠群众作耳目，靠两条腿，靠机警灵活，深入白区，打击敌人。”

三界尖位于崇阳、通山、修水3县交界处，海拔1012.5米以上，东连杨梅岩，北连长堤埂，西连九龙山，山势险峻，森林茂密，人迹罕至。在鄂东南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敌军将碉堡修到了三界尖的周边。苏区军民以此地为后方，分散隐蔽，斗争十分艰苦。1936年，胡梓县委书记成其福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戴德昌相继牺牲。刘赤英接任县委书记。他带领冷水坪、三界尖根据地军民风餐露宿，住山洞，吃野菜，艰难地战斗在冷水坪、三界尖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西北代表团负责人江渭清、张藩、李平、刘士杰等同群众同甘共苦，带领红军独立团、游击队到外线作战，以转移敌人的注意目标，保证了三界尖根据地红旗不倒。

1936年底，红十六师和湘鄂赣省直机关突破了敌人的“清剿”，开始向鄂东南转移。红十六师由师长方步舟和新任政委明安楼（原政委刘玉堂返回后方养伤）率领，转战鄂东南，开展游击战争。在转向通山黄沙镇的梅田时，与敌第九军新八师张培之部一个团相遇，两军激战后，由于敌众我寡，我军遭受损失，乃转移到通山边界的九宫山。1937年1月，傅秋涛率领省直机关和省军区独立团在通山、崇阳交界处与红十六师会合，省直机关移驻三界尖。这时，敌保安第十团向三界尖发起攻击，与我军展开激战，我军再次受挫。2月，师长方步舟叛逃脱离党和红军，红十六师改名为湘鄂赣野战军。2月28日，中共湘鄂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调整领导成员，由涂正坤任省委书记，曾国祺任副书记，傅秋涛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省军区政委。此后，这支部队再度转战鄂东南，并与省军区独立团合编。鄂东南红军独立团亦改编为湘鄂赣野战军鄂东南第三纵队，在傅秋涛、江渭清等人领导下，先后在大冶、阳新、咸宁、崇阳、通山之间开展游击战争，为保卫冷水坪、三界尖游击区的红旗不倒立下了战功，迎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