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共产风”为突破口的整风整社
一、农村整风整社的开展
由于“左”倾错误带来的经济下滑、人民生活困难的教训，使全党逐步清醒过来，党中央认识到经济困难的严重性，并着手解决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三条”）；11月15日，毛泽东在对湖北关于纠正“五风”的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必须在5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他四项歪风的纠正。”
1960年12月12日，县委召开全县五级干部大会，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12条政策、省委的10项措施、市委关于安排群众生活的17条规定，充分发动群众针对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小队“八权”和部分干部作风变坏4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检举揭发，提出建议。通过整风整社达到五个目标：一是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彻底处理“一平二调”；二是明确公社为三级所有制，即生产队是基本所有制，公社是部分所有制，小队是小部分所有制，管理区是公社派出机构；三是彻底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四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五是安排好群众生活，迅速掀起生产高潮。
全县五级干部大会后，68个管理区分别召开以党员、团员、积极分子“三种人”为代表的整风会，参加人数20239人，其中小队长以上干部9399人、“三种人”代表10940人。各区的整风会，首先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大多数干部3年来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领导干部主动挑担子，承担责任；然后放手让基层干部提意见，并启发干部进行自我批评。对一些不作自我批评、怕暴露问题受处分的干部，采取领导帮群众揭“两头挤”的办法，促其提高觉悟。为了加强整风整社的领导，县委主要领导亲自挂帅主抓这一工作，12个公社均派有县委领导参加，68个管理区均派有一个工作组。县、社抽调400多人加上武汉市委派往崇阳的100多人，共500多人下去帮助整风。县委制定了《下乡整风整社干部守则》，实行包干负责，做到群众、干部、领导“三满意”。下乡干部对各自所驻社、队的整社整风工作做到“六不走”。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没处理好不走，分配没搞好不走，组织处理和组织建设没搞好不走，政策没有全面贯彻好不走，群众生活没安排好不走，生产没有掀起高潮不走。
在领导整风整社的方法上，县委要求每个公社抓好一个管理区先行试点，摸索经验，以点带面。县委3次及时批转推广新合管理区在改字上做好文章的经验做法，供全县借鉴。运动仍以插红旗、树标兵、抓典型的方法，促动干部自觉对照红旗、标兵交代问题。这次整风整社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是：生产队的干部和小队干部贪污、挪用、私分、克扣社员口粮，打人骂人，夺社员的饭碗，随便停社员的伙食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生产队、小队干部中，贪污的有610人，金额12138元；挪用的有598人，金额14160元；克扣社员粮食的546人，克扣粮食42902斤；私分的1049人，私分粮食171038斤；打人、骂人、罚跪、夺社员饭碗的924人。
有的干部过了民主革命关、土改关，认为可以享受安乐，搞特殊化而蜕化变质。路口公社棠棣管理区有8名干部打骂过群众，38名队干部中有36名动手殴打过群众，甚至有极少数干部打死打伤群众。1959年春节，该管理区每个社员只分半斤肉，但几名干部杀两头猪私分。总支书记王某某一人得了70斤，并把县里安排给病人的红糖、红枣等营养品私分。下津管理区燎光生产队驻队干部张某某在这个队搞三不准：不准私人家里冒烟；不准私人有自留地和菜园；不准请假，哪怕妇女例假也不批准。九岭公社幸福管理区17名干部，以总支书方某某为首，均犯有男女生活作风错误。这些干部作风恶劣，品德败坏，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后均得到法纪或组织处理。
全县严重的“共产风”较为普遍。如和平公社三山管理区475户、1700人，耕地3575亩，1959年大搞小湾并大湾，全区120个小湾并成12个大湾。并湾后，有的生产队社员要去离家七八里路的地里干活，极不方便，结果荒芜了田地900多亩，占总面积的25%。华陂公社蔡墩管理区大搞“三并四消灭”。即小屋并大屋，小队并大队，小食堂并大食堂；消灭户户冒烟，消灭大小自留地，消灭私人种植收割权，消灭私人厕所。并提出一天突击、三天完成的口号。方法是先搬食堂，后封门、停伙。这种极“左”行为，弄得该区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民不安定。杨部管理区在民不饱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抽调生产队9名干部、管理区5名干部成立修建礼堂委员会，拆毁民房87间，向社员摊派砖瓦4.78万块，无偿调用生产队400个劳力，做工40天计1.6万个劳动日；另组织5次全民性突击，无偿抽调砖、木、铁工73人，自带工具、炊具、食物参建礼堂。
“五风”带来的恶果极其严重。一是影响生产，粮食产量减少。二是影响群众生活，群众饭不饱肚，造成病人多，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三是严重影响干群关系，党与群众的距离渐远。四是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五是损失严重。据当时掌握的情况，刮“共产风”给崇阳造成的损失，每户社员50—100元；由于瞎指挥生产造成的损失每户收入减少约一半；国家损失仅基层赔款兑现全县200多万元；各项农具制造损失约500万元。
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县委组织干部在和平公社（包括城关公社）进行试点，处理穷富一拉平、无偿调拨物资和劳力等问题。和平公社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过3次退赔兑现，但每次都不彻底，主要兑现的钱、物资被公社、管理区“七折八扣”后，生产队、小队和社员没有全部得到。“共产风”得不到彻底处理，于是一些干部胆子越来越大，一边宣传“十不准”，一边还在刮“共产风”。县委要求：把中央、省委规定的政策读给社员听，让群众了解政策；干部表明态度，有物退物，有钱退钱，斤两不差，分文不欠；抓住群众迫切要求退兑问题，优先查实，当面兑现，取信于民；对贪污、挪用、私分责令退还，暂退不出来的，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后打欠条，有过错的干部要登门向社员赔礼道歉。通城公社在整风中，将暴露出来的问题根据群众意见，逐项进行了解决。全社335个食堂，清除了五类分子103人。撤换了问题严重的95名食堂管理员、154名炊事员，下派193名党员、181名团员到食堂当管理人员和炊事员。
为巩固整风整社成果，县委在转变干部工作作风上进一步下功夫，制定《关于执行“二五制”领导方法的初步意见》《关于转变县委领导作风的规定》。即星期一、二为县委、公社党委、管理区总支（包括公社各部门）开会、检查研究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星期三、四、五、六、日为到生产小队深入工作、参加生产的时间。在深入基层期间，采取早晨起来转（全面检查生产工作情况）、正当时间干（上下午同群众一同参加生产）、晚上热心帮（帮助队干部计划安排工作，出主意、想办法）的工作方法，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大兴艰苦深入、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着重解决好统、分、深、试、听、减、关、举8个方面问题，切实转变作风。通城公社党委还制定了改变干部作风的“六有”（有试验田、有锄头、有粪箕、有蓑衣、有斗笠、有工作重点）、“三带”（走路带粪箕、检查工作带锄头、批评表扬带大字报）、“四改”（改穿鞋袜为赤脚草鞋、改指手画脚为实际带头、改室内会议为田间会议、改干部包台为民主议政）、“一定”（定工分：乡干部每人每年要做1000分，队主要干部每人每年要做2000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作风越改越好，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拥护。
通过整风整社，中共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委十项措施及“十不准”等政策得以深入贯彻落实，虽然对“左”的错误纠正得不够彻底，但干部群众普遍受到教育，“一平二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使以“共产风”为重点的“五风”有所遏制，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整顿和加强，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党群、干群关系得到改善，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出现了旧“五风”消失、新“五风”（爱集体之风、爱劳动之风、民主办社之风、勤俭办社之风、兴家立业之风）兴起的可喜变化，全县上下呈现干群团结、工作生产掀高潮的大好形势。
二、反“五风”运动的深入
1960年底至1961年夏，中共崇阳县委、县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十二条”指示，进一步纠正“五风”错误。1960年12月18日，中共崇阳县委召开有县委委员，公社党委书记、主任，管理区书记和部分干部，县直科、局股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用了4天的时间，帮助县委反“五风”。会上，县委主要领导主动揭开“盖子”，减轻压力，肯定成绩，批判错误，做到点面、上下、内外三结合，共解决了3个问题：（一）分析“五风”危害，挖出“五风”根源，找出了落后地区的原因；（二）检查了几年来执行阶级路线和干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三）进一步安排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从1961年开始，县委根据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诚恳检讨领导工作上的错误，认为这几年“天灾不小”，“五风”带来的“人灾”也不小。在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中，全县查处案件447起，受到党纪处分396人。其中：开除党籍95人，留党察看85人，撤销党内职务47人，严重警告84人，警告85人。通过认真总结检查“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县委、县人委坚持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建立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团结全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共渡难关。并且采取了六项措施，纠正“左”倾错误：一是对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社队调用社员的财物进行清理，折价补偿。全县共计赔偿社员“一平二调”损失款554.9万元。二是对1958年以来受到错误处理的273人，重新甄别鉴定，县委批准摘掉了52名“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有9人重新安置工作。三是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加强农村基层领导，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克服了机关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四是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解决公社内部存在的过分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倾向。五是社员参加劳动，评工记分，按劳付酬。同时，取消供给制，撤销公共食堂。允许少数人烟稀散的边远地区搞包产到户，鼓励社员开发田边地角，并给3～5分自留地，全县恢复社员自留地1.35万亩，让社员把坛坛罐罐都装满。六是进一步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除粮棉油及其他国家计划物资外，三类商品允许进入集贸市场自由买卖，明确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不是发展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初步调整和发展，为下一步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
1961年2月6日至9日，崇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城关召开。到会代表383人。会议听取和通过李仲秋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和通过饶济民作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1960年财政收支决算和1961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报告；听取赵子理代表县委作的农业生产规划和措施的建议报告。会议选举县人民委员会委员29人，李仲秋为县长，高志杰、张叶琴、饶济民、许彦明为副县长，李廷义为人民法院院长。选举赵子理、李仲秋等12人为出席武汉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审理代表议案190件。
1961年12月，通城县分设，崇阳恢复合县前区划，县长李仲秋。1962年7月，许明恕代县长；1963年1月，县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补选许明恕为县长。
本届大会在县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在开展反“五风”整风整社运动中，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制度，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对全县“一平二调”的劳力、财物进行清理，退赔兑现，精简城镇人口，压缩基建规模，转变干部作风，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