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阳抗日组织的建立与人民群众奋起御侮（一）

崇阳地方抗日组织的建立

（一）中共崇阳县委领导的崇阳县抗日大队

中共崇阳县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8年7月间，中共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恳请静严寺小学校长程国华去做与国民党县长郎维汉关系密切的族人程国祥的工作，再通过程国祥敦促郎维汉表态组建华陂抗日游击队。8月，崇阳县抗日游击队华陂直属中队正式建立，王佛炳兼任中队长，程树棠任副中队长。初建时50余人，40余枪，不久发展到80余人，60余枪。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组建的崇阳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8年武汉沦陷，国民党八十二师溃退通山，时为该师师部军械员的刘定一极为愤慨，心怀大义，趁机将保管的长、短枪215支及弹药全部运回崇阳，并拿出部分枪支弹药支援中共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建立抗日武装。

1938年秋，崇阳人陈鹤鸣邀集乡人收缴国民党部队南逃时丢失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拼凑起3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于刘山麓、青山一带。陈鹤鸣虽知晓自身力量单薄，但也不愿被强者吞并。这时，王佛炳主动上门，向他宣讲党的抗日方针，并指出只有大家紧密团结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陈鹤鸣经开导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将其所属队伍与华陂直属中队合编，由他任中队长。同年9月，中共崇阳县委又极力争取和改造熊鹤龄、李伯勋的西山支队。

石城花园丹仁庙人熊鹤龄，1922年投军，曾任崇阳石城保卫团队长、县保卫大队中队长、湖北保安团五团二营七连连长、崇阳县铁肩大队大队长。1938年，熊鹤龄、李伯勋趁国民党军队败退武汉的混乱局面，乘机抢劫溃军枪支，打劫羊楼洞商号，在西山成立了一支人枪数百的游击队，熊鹤龄任队长。接着拉拢了宋国模、胡笃生的人枪，收编了周道垣的游击队。在西山到高枧的途中，又缴了邓占魁的械，成为崇阳境内人枪最多的一支游击队。熊鹤龄曾是“剿共”的急先锋，后来目睹国民党军队山头之争的腐败现象，尤其是在“剿共”中民心背向，老百姓都忠诚拥护共产党和红军。他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理，在同事中时常流露出在国民党的队伍里终究找不到出路的想法。李伯勋原在熊鹤龄部下当班长，表面上对熊谦虚恭让，拱手将支队一职让给自己的原上司熊鹤龄，自己任副支队长，但实权仍操在他自己手中，熊鹤龄只不过徒有空衔。根据这一情况，县委书记王佛炳多次与熊鹤龄接触，向熊宣传我党的抗日方针政策，表示不计前嫌，欢迎他带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一起抗日。在王佛炳的开导鼓励下，熊鹤龄同意把西山支队改编为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控的抗日武装。随后，王佛炳在熊鹤龄的配合下，进西山与该支队李伯勋等大小头目见面，进行改编谈判。王佛炳开诚布公，晓以大义，取得谈判成功。于是决定将崇阳县抗日游击队与西山支队合编，成立崇阳县抗日大队，人枪800余，熊鹤龄任大队长，中共鄂南特委崇阳工作组组长甘佐皋任政治指导员。崇阳县抗日游击队华陂直属中队为崇阳县抗日游击大队的直属中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考验，中共鄂南特委同意吸收熊鹤龄入党。

西山支队虽然接受了改编，但华陂直属中队自身力量相对而言仍然较小，一时还无法完全控制西山支队，故该队仍保留原有建制，兵权仍由原大小头目把持。鉴于这种情况，县委只得让两支部队暂时合编而不会师，各部仍驻原地，打算通过正面教育、分化瓦解、渗进共产党员等办法，逐步让西山支队的兵权掌握在抗日积极分子手里。正当我党改造西山支队的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也向该支队插手了。

为迅速整顿、改造合编后的县抗日大队，1938年12月，中共崇阳县委计划将崇阳县抗日大队全部拉进高枧山区，由熊鹤龄主持召开一个会师宴会，在会上夺取西山支队各大、中队的兵权。12月中旬，李伯勋带西山支队先进高枧。华陂直属中队一部分留下保卫县委机关，一部分开进高枧会师整编，由县委负责人周治祯、邓勋元和中队主要干部程乐生、甘佐皋、刘俊臣等带队进山。不料计划被泄露，国民党顽固派崇阳县县长郎维汉暗地里收买原西山支队副队长李伯勋等头目在高枧举行哗变，抢先一天，缠住熊鹤龄打牌，晚上突然包围中队驻地，收缴县抗日游击队直属中队的枪支，捕捉中共崇阳县委和该中队负责人周治桢、邓勋元、程乐生、刘俊臣等，有2个中队长和一个支队副牺牲，甘佐皋被捕，大队长熊鹤龄在混乱中只身脱险逃回华陂，致使崇阳县抗日大队解体。甘佐皋被囚后，经多方营救无效遇害，时年仅29岁。牺牲前，曾寄函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弟弟继皋、秋皋：“他年抗战成功日，家祭无忘告乃兄。”时称“高枧事件”。

“高枧事件”系崇阳国民党顽固派抗战期间早有预谋，企图吞并这支中共领导的抗日队伍所制造的一次反共磨擦，给中共崇阳县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造成巨大损失，严重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抗日事业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影响。

（二）受共产党影响的崇阳县国民政府地方抗日武装

1939年1月，原西山支队副队长李伯勋率众归附崇阳县县长郎维汉，即成立崇阳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第一、二支队，县长郎维汉兼司令，周廉侯为参谋长。所辖大队8个、中队24个、机枪中队1个，共有步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50余挺。其中：第一支队由游击司令部原4个大队组成，第二支队4个大队由原西山支队组成。司令部成立后，随即恢复半沦陷地区的雷城、石洪西两个联保，作为前敌战略据点，监视敌人行动，阻挠敌人推行伪政权。雷城联保以雷承鸣为主任，有人枪20余，驻铜钟坪。因驻地与刘定一接壤，互不相让，时常发生利害冲突，不久被刘定一火并。

石洪西联保以陈国骅为主任，指令组成直属中队，陈国骅兼任中队长，刘秋犀（人瑞）为指导员。该中队有数十人枪。1938年11月，直属中队在石城湾附近的叶家源，配合国民党军歼敌20余名，夺获步枪、轻机枪共20余支（挺）。后来陈国骅去后方学习，刘秋犀到崇阳中学任教，该武装亦归并于刘定一部。

路口联保主任周式辉（系周廉侯之子）和汤哲卿组建百余人枪的游击队，首先听命于郎维汉。郎维汉离开崇阳后，周式辉的武装也隶属于刘定一了。

1939年6月，崇阳县国民政府收编刘定一部，成立崇阳县游击第一支队，县长宋英华兼支队长，刘定一任副支队长。共有步枪457支，轻机枪16挺，重机枪1挺，手枪4支，兵夫879名，官吏65员。支队编成2个大队、一个直属中队，驻鼓响岭、青山、大眼泉、铜钟一带，担任前线警备。7月，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改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崇阳县游击第一支队改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六挺进队第九挺进支队（简称九支队），仍由县长宋英华兼任支队长，刘定一任副支队长兼前敌指挥官。宋英华只挂个名，刘定一掌握实际兵权，后来宋英华将整个支队的薪饷携款潜逃，上级便任命刘定一为第九支队支队长。

崇阳沦陷前夕，王佛炳与刘定一都在积极活动，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在家乡同吴藻溪一起开办抗战学校。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崇阳分会副会长吴理生利用与刘定一的师生关系，经常与他取得联系和沟通，对他进行统一战线宣传。崇阳沦陷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刘定一的游击队相互配合、支援，袭击日寇，屡获胜利。吴理生受周治桢的指示，经常将游击队歼灭日寇的消息函告吴藻溪转送重庆《新华日报》报道。刘定一倍受鼓舞，亲自写信给吴藻溪，请代向董必武致意，要求去重庆向董必武面陈情况，因人身安全无法保障，董必武嘱其暂缓。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刘定一所领导的九支队中吸收有部分进步思想人员。后来，在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九支队在总部驻地古市东流开办的抗战学校成立了20多人的女子军，学员除学习国文、地理、历史、音乐等知识外，还要穿着游击队员制服接受军训。学习结业后，在九支队总部做后方工作。

中共崇阳县委领导的崇阳抗日大队和与中共崇阳组织有着秘密联系的九支队，在崇阳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